龍思鶴
雙清白齋遺稿簡介
本網站所載錄的是龍思鶴的遺稿。龍思鶴（附圖一）是民國初年軍政界廣東名詩人及書法家，早歲參加同盟會這個革命組織，開始輔助孫中山奔走革命。他興辦過《民甦報》及《民聲報》這兩份帶有革命思維的報章，又參加過討伐袁世凱以及一些粵軍與北洋軍閥抗爭的軍事行動。他的作品大多數以自己的實際經歷為主題，所以除了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之外，更有珍貴的歷史價值。雙清白齋是他給自己的書齋所起的名字，因此他的遺稿又稱為「雙清白齋遺稿」。
孫中山開府廣州的時候，龍思鶴是幕僚，並曾經擔任粵軍秘書長一職，是當時粵軍軍長許崇智的部下。他亦曾任清遠、高要、潮安、增城、化縣、茂名等地方的縣長，均以勤政愛民及為官清廉而受人敬重，在許衍董主編的《廣東文徵續編》第二册裏面亦略有提及（附圖二）。孫中山于公元一九二五年逝世後，原先為粵軍參謀長的蔣介石奪權成功，龍思鶴沒有拜他門下，也沒有留在粵軍，因此在蔣介石日後執政的年代裏，龍思鶴在中國政壇上沒有擔當過很有影響力的職務。抗日戰爭期間，龍思鶴曾經住在澳門一段日子，後來回到內地，解放後定居香港，於公元一九五五年農曆元旦撒手人寰。
龍思鶴的作品很多，一部分稿件因為戰亂及遷徙而早在他生前已經失落。他逝世後，遺稿由妻子劉兆瓊（別字梅瑩）保管。劉氏曾經把遺稿借給龍思鶴的一些舊友和文士編印紀念集，名為《龍思鶴先生遺詩紀念集》，但紀念集只選錄了詩稿的一小部分，更有人擅自調亂作品次序及刪改內容（例如把「蔣參謀長」改寫為「蔣公介石」），有些稿件亦可能在輯錄過程中遺失。劉兆瓊辭世後，龍思鶴的遺稿由劉氏的長媳陳若蘭保存。陳若蘭早年曾經想過把家翁的遺稿全數出版，但因為龍思鶴有兩房妻室和眾多子女，任何一個媳婦都不敢擅作主張。到了公元二零一七年秋天，陳若蘭的次女龍愿凝及幼子龍天翼鑒於年逾九旬的母親已經不可能再處理文書，遂接替保存祖父遺稿的責任，並僱用專業攝影師為所有遺稿拍攝照片，準備上載國際互聯網絡。稍後，陳若蘭的長女龍夢凝因為自己無須每日在母親身旁侍奉而有較多空暇時間，所以請纓為祖父遺稿編寫數字化謄本，以便今人閱讀以及在互聯網上搜尋。謄本工作到了公元二零二一年年尾尚在進行，不過因為龍氏姐弟都已年逾花甲，而且健康欠佳，所以決定把已經核對好的謄本和照片上載，然後再按進度分批補上其餘部分。陳若蘭是許崇智時期粵軍名將陳翰譽（別字欣庸）的長女，因此龍氏三姐弟堪稱是名副其實的粵軍後人。
今日尚存的龍思鶴遺稿總共有三十本（見列表一），全部是舊式線裝簿本，用毛筆寫成，大致上可以分為詩集和文錄兩類。詩集數量佔總數六分之五，分別處於不同的輯錄和繕寫階段，有一部分已經繕寫得十分工整（例如《燕塵集》），有一部分是繕寫之後又再有修改（例如《歲寒集》），有一部分內容未全和集名未定的似是仍在輯錄過程中（例如封面右側有阿拉伯數目字「22」的一集），更有一部分集名相同的可能是初稿和後稿一併保存（例如《横江集》一共有三本）。文錄主要用行書或者草書寫成，包括他自己的作品以及一些可能記錄下來做參考或者做評論的別人作品，都沒有被仔細整理過的跡象。
憑觀察可以得知，龍思鶴喜歡用爨寶子碑書體繕寫自己的詩稿，詩集內容愈多文字用爨寶子碑書體繕寫，則表示愈接近他覺得無須再修改的程度。至於他的各種其他書體，也有直斜之分，通常斜體是寫得較快時使用。根據龍夢凝所做的筆跡判別，有一小部分遺稿裏面可能有祖母劉氏寫的字。這個情況並沒有什麼出奇，劉氏本身亦知書識墨，丈夫可以在繕寫自己的詩集時讓妻子試試筆，況且龍思鶴後期因為右手偏枯而難以執筆，故此可能偶爾請妻子稍作代勞。
細味龍思鶴的詩稿，可以知道他是按照主題來把自己的詩稿編入詩集，而每集的集名都與該集的主題有關，例如《湖襟集》的主題是遊杭州西湖，《聽潮集》的主題是出任潮安縣長，《金屑集》的主題是開發恩平金礦。每集除了收錄有關主題的詩以外，還可以有其他的詩是記錄同一段時間內發生的重要時聞、交際應酬、生活體驗、往事回憶等。以《在清集》為例，它的主題是出任清遠縣長，但裏面亦有為母親祝壽及講述自己婚姻狀況的詩。
按內容而論，龍思鶴的詩並不限於某一類型。他的詩有敍事、有抒情、有田園、有懷舊、有諷刺、有述志、有贈別、有其他。在體裁方面，他愛用唐代詩人常用的格律，包括律詩、絶句、古風、樂府等，有五言和七言，但甚少採用宋代流行的詞牌。《在清集》裏面的四闋四十一字【女冠子】聯章體，就是一個罕有的例子。在敍事方面，他可以在不同的時候寫出不同的詩來講述同一件事，這是其他詩人都會做的，不過就與撰寫編年史和紀事本末有很大差異，因此當我們在他的詩集裏面搜尋歷史資料的時候，就要用相互見詳的方法來翻查不同的詩集。龍思鶴有時會在詩集的自序中講述一些有歷史意義的事，他在一部分詩集的卷首都留有數頁空白，以便日後補上自序，但最終都沒有把所有自序寫出來。《北征集之一》是其中一例，而且已經在卷首白頁第一行寫上「北征集自序」這個標題。
硏究龍思鶴的遺稿時有一點需要注意的，就是所有遺稿都是手稿，都是龍思鶴在某時某地的輯錄，除了敍事詩所講的事實不會改變之外，任何手稿都不一定是他生前公諸於世或者送給朋友的版本，也不一定是他決定日後不再推敲或者不再繕寫的作品。舉例而言，《逃雨集》裏面的一首【訪竺摩不遇】，就與在外界流傳已久的版本無異（見於由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的《文化雜誌》一九九九年中文版第三十八期第六十九頁），但《逃雨集》裏面題目是【送竺摩法師歸雁宕】的另外兩首詩，就與再繕寫後送給竺摩法師的版本有幾句相異。送給竺摩法師的版本現時保存在檳城三慧講堂竺摩文物館（附圖三、四），在詩法和書法上都比《逃雨集》的版本更加瀟灑流麗。詩人和書法家的創作過程往往如此，那就是不斷地推敲推敲，不斷地繕寫繕寫，不斷地追求完美。
現存的二十五本詩集當中，有二十三本的封面右側都有用毛筆寫上的阿拉伯數目字記號，這些記號的涵義頗難確定，可能只是一時加上作點算之用。若然細讀每集的封面及內容，可以知道這些阿拉伯數目字未必是代表各集內容成稿的先後次序或者各集輯錄成集的先後次序，亦未必是各集敍事時段的先後次序，不過攝影師為遺稿拍照時卻跟著這些阿拉伯數目字的次序來行事，並且先拍封面有阿拉伯數目字的簿本，然後再拍封面沒有阿拉伯數目字的簿本。為了節省時間，各集封底及連續左右兩頁頁面都是空白的部分都一律不拍。記號是 「1」 的《燕塵集》因為技術問題需要重拍一遍，重拍時有阿拉伯數目字的封面部分已經脫落遺失。《野失集》在陳若蘭移居海外後的一次家居意外中嚴重損壞，有待精細修復後始能補拍。至於有阿拉伯數目字記號但缺少集目的簿本，阿拉伯數目字記號就用作識別。例如提及與廖仲愷一起浸温泉的一集記號是 「5」 ，但因為沒有集目，所以給它一個代號「5號集」。
根據目前安排，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則但凡有集名相同的簿本便只上載似乎是定稿者而不上載其他。除了龍思鶴手稿的照片外，《龍思鶴先生遺詩紀念集》的照片都一併上載，以保存實錄。照片檔案的編號，則保留了攝影師所用相機的原有自定編號，沒有特殊意義。照片檔案編號不一定連貫，主要是因為二幅選一或者多幅選一，又或者是遺漏補拍。每幅照片是單獨上載，詩稿謄本則每集共用一個便攜式文件格式檔案上載，而謄本內所寫的照片檔案號碼，也就是上載的照片檔案編號，以便互相參照。
龍思鶴的生平事蹟，不少都可以在他的詩稿以及《龍思鶴先生遺詩紀念集》所收錄的一些悼文中查考。龍思鶴原名龍寬焯，祖籍廣東順德，先世落籍廣東南海，小時得母親馮氏口授唐詩，故早能吟詠。他有兩位妻子，各有子女數人。元配妻子黎氏，遵循舊社會禮法留在家鄉為丈夫侍奉高堂；兼祧妻劉氏（見上文），係民國初年女西醫，得風氣之先，有自己事業。袁世凱強行恢復帝制的時候，孫中山等策劃在各地興師討伐，龍思鶴到香港聯絡革命黨人準備於汕頭起義，曾經因此被港探拘捕入獄，並在出獄後驅逐出境十年，此事在他的《燕塵集》、《湖襟集》等都略有提及，這也許是他事後不再用龍寬焯這個名字的原因。
「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其間，部分愛好新文學的人與部分愛好舊文學的人因為見解不同而形成尖銳的兩派對立。龍思鶴雖然是古典派詩家，但他同樣肯定新文學的價值，覺得無須新舊互相排斥，又幫助流通新文化運動的刋物，並且力勸支持舊文學的朋友接受新學派。有關記錄見於他的《忘機集》，可見他在學術上的態度開明和胸襟廣闊。
也許因為受了他母親的影響，龍思鶴喜歡與佛教僧侶談禪，而他的革命背景又令他明白由佛教高僧太虛大師所提出的教制改革對中華佛教的重要，所以當他在澳門遇見太虛大師弟子詩僧竺摩法師的時候就一見如故，並且坦然講出自己對佛教教制改革的見解。這些事情的點點滴滴，可以在他的《逃雨集》內追溯出來；不過與龍思鶴交游的宗教人士並不限於佛教徒，他有很多是基督徒的親戚朋友，他又參加過許多基督教聚會及基督教儀式，也寫過一些有關基督教的詩，與劉氏所生的其中一個兒子更是基督教牧師。他與基督教的關聯到底是發自內心信仰抑或是為了取悅篤信基督教的愛妻劉氏？答案只有他自己知道，不過他在《逃雨集》裏面有一首題目是【耶穌聖誕隨內子早出】的詩，或者可以給我們一點提示。為什麼一家之主在題目裏面用了個很被動的「隨」字？為什麼不用個表達主動的「帶」字或者用個展示共同興趣的「偕」字？擅長于寫文章的人大概不會忽略這些細節。
如果我們拿龍思鶴的詩稿與《龍思鶴先生遺詩紀念集》來比對一下兩者對他生平事蹟的記錄，不難發現一個令人感到好奇的地方。他在《燕塵集》裏面說自己在民國五年時是二十五歲，如此推算，他的出生年份應該是公元一八九一年左右，而他去世時大約只有六十四歲，為什麼他的友人在《龍思鶴先生遺詩紀念集》裏面的【龍思鶴先生追思會記】說他享年七十有四呢？兩者相差大約十年，不能用為死者舉喪時把年齡報大三歲這個廣東習俗來解釋。要找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他的詩稿所述無誤，不過當年為了奔走革命，他在當時「長幼有序、尊卑有份」的社會裏，把年齡報大好幾歲，可以方便行事，遂令真實年齡鮮為人知；第二個可能，他的友人所述無誤，不過他早年因為討伐袁世凱一事曾經在香港被捕入獄和驅逐出境，以後進出香港時就改用一個殖民地政府先前不知悉的別字和一個差距較大的年齡來隱藏當日身份，以免再次受到殖民地政府的政治壓迫，乃至日後重新謄寫自己的詩稿時因為慣性而一時未有寫出確實年齡。這兩種情況其實都是源於愛國，那一種可能性比較高？在今日已經很難稽考，可以總括一下的，就是他的出生年份並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有生之年對國家民族有什麼貢獻？他的最大貢獻就是輔助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並且以「一個詩人、半個軍人」的身份寫出許多在他那個年代是極具代表性的古典式詩文。
龍思鶴的其中一個夙願就是撰寫《粵軍誌》，把粵軍建軍和革命奮鬬的經過用歷史書的形式記錄下來，可惜沒有實現，令許多昔日同袍萬分惋惜。龍思鶴的一位後人透露，寫出真實的粵軍早年歷史，就難免暴露一些蔣介石不想有人提起的往事，觸怒了他，便會連累許多粵軍舊人遭遇毒手，這應該是《粵軍誌》沒有成書的原因。熟悉民國歷史和清楚蔣介石作風的人，大概對這個觀點都只會心照不宣，不過龍思鶴的戰友吳肇鍾在《龍思鶴先生遺詩紀念集》裏面的一篇悼文就有近似的論調，既具體而又含蓄，節錄如下：「吾粵為革命策源地，建國之力，粵軍實為主幹，惜人事參差，余亦不終粵軍。而於粵軍之歷史、組織、功勛，諸將士實皆當世英豪。每思為誌，以紀一時袍澤，而世變益亟，不可終日，用事顛倒海隅而罷然，此志仍不懈也。」（以上節錄由龍天翼加上標點。）既然吳肇鍾說粵軍所有將士都是「當世英豪」，為什麼又說粵軍「人事參差」？顯然在暗示來自外省的蔣介石；而蔣介石日後當權執政，他正正就是國家的「用事」人。「世變益亟」、「不可終日」、「顛倒海隅」就說出當時國事顛倒，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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